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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宋郭知章墓金御仙花带板探究革带演变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5:40:58 阅读: 来源:广告牌厂家

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就在服装的腰际束有丝织大带和革带,用于悬挂配饰或随身日用物品(图1)。两晋以前,中原地区主要使用纹饰繁缛的丝织大腰带,用带扣、饰牌在带端加窄带系结。

图1 先秦楚墓出土的龙凤人物图

图2 辽代陈国公主驸马萧绍矩墓出土的金蹀躞带

两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普遍使用“蹀躞带”(图2),后传入中原,汉人逐渐推广使用。

隋朝服饰悉采“东齐之法”,“蹀躞带”广泛使用。唐朝借鉴蹀躞式带,帝王、后妃、文武百官所服腰带开始有了制度性的设计,开始用金、玉、银来装饰腰带,并用之区别官阶等级;同时,革质带已发展成为官服的一种款式。这种带制度经过宋代的发展,成为元、明、清官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3)。

图3 元代赵孟頫所绘《浴马图》中的单尾金带

一条完整的“蹀躞带”由带鞓、带扣、带和带尾等部分组成(图4)。

图4 五代前蜀王建墓出土的玉腰带线图

带鞓,指皮革制的皮带身,在使用中常用红黄两色丝、帛包裹(图5)。

图5 《韩熙载夜宴图》中五代时期人物所系腰带用黑色织物包裹

带扣,装有活动扣舌、起连接作用的带具,多用金属材质制作。

带,钉缀于皮带表面的片状饰牌,有金、玉、银等多种材质。上有环,用于系鞢。“鞢”原指马鞍上垂下的装饰皮条,后来用于牧民的腰带上,以悬挂随身小工具和物品。因此,“蹀躞带”又名“鞢带”。

带尾,又名獭尾、挞尾、铊尾、插尾或鱼尾。装在革带末端的护鞘,一头方,尾梢圆弧。

由其原始形制可知,“蹀躞带”原本是适应北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一种服饰,为汉人使用后,发展成区分官级的标志,形制也发生了变化,饰牌上不再使用的环、鞢,失去了生活实用的功能。精美的带不再具有实用功能,仅起装饰作用,其质地和数量已成使用者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唐代中期。

1978年3月,江西省遂川县枚江公社莲溪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社员群众在村郊开荒平地过程中挖掘出一座古墓,墓中有金、银、铜质各类珍贵随葬物,如湖州六弧镜一面、铜银盒盖一件、铜渣斗一件、砖雕“明器神煞”俑十九件以及残碎银饰、“大观通宝”铜钱等等。其中,有两样最重要的东西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一样是金光闪闪、共有扣十三块的一套金带板,一样是一块尚残存三分之一的石质墓碑。

金带板(图6)出土时带鞓已不存,扣、共十三块,包括大带扣、小带扣、桃形、带尾各一块,排方九块。

图6 北宋郭知章墓出土“金御仙花带板”

带板采用中国宋代流行的金银器锤高凸花工艺制作而成。大带扣、小带扣正面和扣框架侧缘均锤出浮雕式牡丹图案,背面框板上錾钱纹、鱼子地,锤出浅浮雕式缠枝花卉。小带扣缺舌;九块排方和桃、鱼尾板面上均锤、锤錾出高浮雕御仙花果图案,御仙花果分别为5个、3个、9个,排布数量视体量大小不等。御仙花叶图案则为浅浮雕式,凸面不高。

所有带板边框用夹层法镶包,边框使用焊接工艺合围,除大、小带扣背面有合包饰面外,其他带背面皆裸露。

经考古、文物专家对古墓出土的残缺墓志等文物研究和考证,确认该古墓为宋墓;比对残缺墓志所载墓主籍贯、进仕时间、仕宦经历、官阶等信息,证实墓主为北宋中后期王安石的同代人、官至“三品”的郭知章。

郭知章(1039一1114) ,字明叔,宋朝吉州庐陵郡龙泉县(今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于田镇)人,史志记载,郭知章为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十一世孙。

郭知章自幼聪慧好学,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中进士。历任地方、朝官各职,官至刑部尚书,知开封府,封翰林学士、显谟阁直学士,食邑九百户。历仕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为官40余年,徽宗政和四年(1114)病故,谥文毅,享年七十六岁。徽宗委派吉州庐陵郡知州程祁前往龙泉宣谕祭悼。

史称郭知章“器仪高超”,“决事清明”,办事妥洽,刚直不阿。他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晋升御史后,上奏言事百余封,所言“皆关朝廷大体”。工诗律,诗风清奇,著有文集20余卷。

宋代官员服带制度是中国服带制度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但出土和存世实物罕见。该套带板有确切出土地点、确切物主,是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北宋金带板中级别最高、唯一一件遗存完整的北宋金带板,对研究宋代带饰制度有重要的标本价值。

隋代虽已普遍使用“蹀躞带”,但还没有具体详细的带制度。

当时带制简易,天子朝服亦如“百官常服”, 仅以十三环金带为最尊贵的“天子服”。

唐高祖最早对带制作了明文规定:“三品以上饰用玉革带,四、五品用金革带,六、七品饰银革带,八、九品及庶人饰石、铜、铁革带。”

唐高宗对带质地和数量作了更具体规定:“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二;四品,金带,十一;五品,金带,十;六品、七品,并银带,九……庶人服黄铜铁带,六。”

唐睿宗对带制作了调整:“一品至五品并用金,六品、七品并用银,八品、九品并用石。”

唐代服带制度对宋朝带制有一定的影响(图7、图8)。

图7 唐昭陵出土的唐代胡腾舞纹玉带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收藏

图8 西安市窖藏出土的唐代伎乐纹狮纹玉带,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

北宋建立后,确立了新的官员服带制度。宋史记载,带“有玉、有金、有银、有犀,其下铜、铁、角、石、墨玉之类,各有等差”。

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设立了专门制造内用及赏赐用带服的文思院。随后,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制定了宋代特有的官员带等级制度,以金代玉,将金带定为最高级官员的主要服带,并大力优宠文臣。

此后真宗、仁宗各朝又对此制度加以补充,至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前,服带制度已十分详细、严格。不同级别和类型的官员,带的质地、纹饰和重量都有所区别,带已经有了后代补服的功能。

宋神宗元丰改制前夕,北宋官员带制已基本定型。

北宋金带与前朝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不但以带质地和数量区别官阶,而且以带的纹饰、重量和附设(鱼袋)相区别。

如《宋会要辑稿·舆服五》记载:

“凡新除恩庆,宰臣、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等一品朝官“赐金笏头二十五两带,副以鱼袋。武臣御花仙带,无鱼袋”……资政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朝官,“并赐金御仙花二十两带”。

“文臣换武臣并赐涂金银宝瓶十五两带……供奉官至殿直荔枝十两,奉职、借职双鹿八两。堂后官新除赐涂金银宝瓶十五两带。”

《宋史·舆服志》与《文献通考》详细记载了北宋官员金带带样式和纹饰的实际情况,两文献所载共计有单尾金带五种,单尾涂金银带十种,双尾金束带八种,双尾涂金银四种,合计二十七种。纹饰有毬路(图9)、御仙花、师蛮、海捷、宝藏、天王、八仙、犀牛、宝瓶、双鹿、行虎、窪面、戏童、胡荽、凤子、宝相花和野马等共计十七种。

图9 明代木雕武官的腰间金带为宋代毬路纹金带款式

御仙花带是北宋高级金带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后人称之为“荔枝带”。

江西宋代郭知章墓、江苏元代吕师孟墓和宁夏八号西夏王陵都出土过金御仙花带。

北宋的金御仙花带有二十五两、二十两、十五两、十两四种。

其纹饰为立体高浮雕缠枝花果纹,花果顶端錾刻细圆点纹,形似荔枝,枝茎用金薄片卷成,分两层,互相缠绕,连续不断,是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

南宋以后,“赐带者多,匠者务为新巧,遂以御仙花枝叶稍繁,改钑荔枝,而叶极省”,因此又出现了“丝头荔枝”、“剔梗荔枝”等新样式。

同时,该套带板工艺精致,装饰技法极富特色,对研究宋代金银加工工艺也有重要的标本价值。该套带板使用了锤、焊接、錾花等许多传统工艺。

唐朝时,西亚地区萨珊、粟特的金器加工工艺——锤法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此法利用金银的延展性,用锤子将金、银块锤打成片,然后置于器物或模具上挤压锤打,饰件正面即形成凹凸不平的图案纹饰。一般金质片材下都会衬以模片(图10—图12)。

图10 金御仙花带板大带扣背面

图11 金御仙花带板排方背面

图12 金御仙花带板小带扣正面

该套带板有确切使用时间,对研究宋代衡制演变有重要的标本价值。

依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北宋初年的宋元通宝及实物确证,北宋初年的斤两之重承袭唐初衡制,实行十六进位制,即十六两为一斤,一斤之重为680克。

唐后期(大历时)长安二市所用之秤权比唐初减轻8.4%,每斤之重降至623克。宋代历史重演,重复了唐代衡制的发展变化,到了宋代中期, 一斤由宋初的680克,减至嘉祐时的640克,轻了近6%。北宋末银铤每两在40克多一点或40克,即每斤合640克多一点或640克的居于多数。到南宋初期一斤已降至625克,每两只有39克多一点。

郭知章“官居三品”,为翰林学士级别,按在位官阶,本应只佩服二十两带,但此带为二十五两带,应为死后所赐金带。

不同质地、纹样的带不仅是当时礼制和官阶等级的重要标志,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先民们高超的手工加工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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