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应有道义考量

户籍制度改革应有道义考量

6月19日，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推出了将于7月1日实施的《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明确了今后来沪人员只要满足“合法稳定居住和合法稳定就业”这两个主要条件，都可以申办《上海市居住证》。 　　上海新推出的居住证制度明显增加了权利含量。取得居住证的来沪人员可以享受计划生育、基本公共卫生、证照办理等相关服务，其同住子女可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参加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还可以申请公共租赁房。 　　在此基础上，持证人还可获得积分和加分，达到标准分值(暂定为120分)后，其配偶、子女可享受上海市居民的医保待遇，其同住子女可参加高中阶段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可以说，上海市这一次户籍制度改革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 　　上海的户籍改革一方面呼应了国家推进城镇化，加快户籍改革的战略决策。中国户籍制度最难啃的骨头在直辖市，所以，上海的动作意味着户籍制度整体改革终于开始。另一方面也是应对城市日益加剧的人口结构老龄化。2012年，上海市户籍人口老年人数量367万，占比高达25.4%，老龄化势头迅猛，高龄化也呼之欲出，年轻人口的到来在其他城市，可能仍被视为引入生产要素，而在上海却已是“刚性需求”。 　　由于中国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推拉效应”之下，城市一旦大门洞开，完全可能“人满为患”。近年来虽然上海城区规模不断扩大，拥堵却日甚一日，由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资源有限，本地人和来沪人员两大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时有发生。为此，上海政府在人口管理上态度审慎和举措保守，希望建立一种城市与来沪人员之间“双向选择”的机制：城市需要高素质人员，而不愿意由于弱势人员增多加重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负担。所以，这次户籍制度改革在积分指标特别是基础指标的设计上，突出了年龄、学历、专业技能、工作年限和社保年限，用以对不同群体设置不同的门槛。 　　反过来，普通农民工如果学历不高，从事非专业性工作，那积分就少得可怜。尽管工作年限增加会带来积分，但一年只有2分，而过了40岁后，最高不过30分的年龄积分每年还要倒扣2分，什么时候能积满120分，难说。虽然从事城市急需的公共服务如环卫等，且满一定年限，有加分的机会，但也有限得很。至于见义勇为等突出表现，则全赖“天赐机会”，非人力所能左右，除非与人同谋，找人投河，自己施救。不过，万一被查出，一票否决，那真成“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城市设置不同群体的进入门槛，而且通过积分制，进行“期望管理”，引导不同人员根据城市需要发展和提高自身素质，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利益盘算之余，是否也应该有些道义考量？既然城市日趋老龄化，那么低端服务的需求肯定水涨船高，为什么对从事这些行业的来沪人员还要设置那么高的门槛？城市需要高素质人员不错，但以后城市中出现两个阶层，一个享有市民或准市民待遇的高素质阶层，一个从事高素质人员所须臾不可或缺的低端服务，却享受不了市民待遇的“低素质阶层”，如此社会结构是城市所期望并努力争取的吗？为了控制人员进入，将作为申领居住证资格的“合法稳定就业”，局限于能够“提供6个月以上劳动(聘用)合同、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6个月证明”，不等于将大量多年生活在城市中，其工作也为市民正常生活所需要，却没有任何上述证照的人员排除在外了吗？他们的“期望”又落脚在哪里？如果各地都采用这种自我本位的“准入门槛”，中国的城镇化岂不应该改称为“精英城镇化”？ 　　所以，上海的户籍制度改革只是跨出了一步，人们有理由希望后续还有更多更大的步伐，如此城镇化这台大戏才能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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